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仁者见智

有大德才会有大智

 
 
 

日志

 
 

“文学”如何“教育”(摘)  

2013-05-16 17:51:59|  分类: 他山之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主讲人:陈平原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文学”的定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如核物理)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对于这么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描述其展开“教育”的过程与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无裨益。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而对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课,都是一次与听众合力完成的“表演”。课堂的魅力,一如舞台,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即便上同一门课,也会根据学生的趣味及需求做适当的调整,同时融入自家的感情。能把文学课讲得让人着迷的,大多具备以下特征:教案精彩且能临场发挥;兼及教书与育人;学术上具有前瞻性;顾及学生感受。至于今人津津乐道的“教学法”(如讲课时如何动静结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课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计。

  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围,第三是对话,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加上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共同酿就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将学术与生活打通的“诗意人生”

  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

  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东南大学,经由一番蜕变,取代原本遥遥领先的北京大学,成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第一高校”。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文学教授主要集中在中央、金陵两所互聘教授的大学中文系。衣食无忧、同气相求的教授们,在传道授业之余,多有让后人欣羡不已的诗酒酬唱。

  当年中央、金陵两大学的国文教授,如吴梅、胡小石等,都乐于此道。龙榆生曾撰文,追忆上世纪30年代常去南京拜访吴梅,请教词曲之事:“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学生唐圭璋君,约了我往游后湖。他老人家带着一位儿子,和唐君连我四个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两个,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颇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剧》来,嫋嫋余声,绕云萦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游到夕阳西下,才收艇归来。”

  诗酒唱和属于教授的私生活,本不该说三道四;我关心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影响其从事的文学教育。南京的文学教授有学问,教书也精彩。弟子程千帆忆及胡小石:一日,先生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拿着书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后,先生把书一掷,对诸生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喜欢“文酒登临之乐”的南京教授,其治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力图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撇开政治史,单从学术史角度思考,沉醉于古典诗词者,确实容易流连“花天酒地”。只不过时代迥异,对此评价不一。解放初觉得是“可耻”的,半个世纪后,则被称为“风雅”。程千帆谈及胡小石教“唐人七绝诗论”,则是:“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半个多世纪后,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日渐成为国人赞叹、追忆、阐释的“神话”——包括其文学教育。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文献中,小说家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更是精彩。“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汪撰文的目的,是探讨“写作”到底能不能教。

  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的教学别具一格。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教学生涯的: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为什么不太会讲课的沈从文,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因为,“到教室听他的课,甚感吃力,似乎学生听得吃力,他也讲得吃力”;可私下里接触,每次晤谈,聊及文学话题,“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

  作为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有生活体会,有文学感觉,有创作经验,这就够了,不一定非卖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不可。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汪曾祺于是呼吁:“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回到开头的提问: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我的辩解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沈从文那样认真执着的文学教授吗?

  至于沈从文本人,二十年后,怎么看待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沈从文写信给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的老朋友程应鏐:“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下去,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务望”这句话,沈从文是加了着重号的,可见其对于“教作文”一事确实看得很重。有沈—汪师生的“前呼后应”,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重点是“课堂”,还是“书斋”

  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

  在众多辅仁大学教授中,1938年方才从燕京大学转入的顾随,以讲授古典诗词见长,当初并不耀眼,日后因弟子叶嘉莹等的大力阐扬,方才广为人知。

  特定的政治环境(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特定的文人心态(保持传统士大夫气节),配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中国古典文学),顾随课堂内外挥洒自如,吟诗、填词、编杂剧,深深吸引那些热爱古典诗词的青年学生——包括日后为阐扬老师声名不遗余力的叶嘉莹女士。至于学术著述,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

  其实,课堂讲授与书斋著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选择“一如上堂讲课”,必定偏于鉴赏,而这在重考据讲实证的国文系,很不吃香。相比步步为营的“论著”,顾随更擅长的是天马行空的“口说”。新中国成立后,顾随努力转型,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但实在不精彩。换句话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

  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苏先生——谈羡苏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一文写道:“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

  以“谈禅”的方式“讲课”,“飞扬变化,一片神行”,现场效果肯定很好,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对于有悟性且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这种课,确实终身难忘。

  回溯百年中国大学史,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也能理解为何在叶嘉莹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中国学界遗忘。从学术史上看,顾随确实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视野呢?重视且擅长“讲课”的顾随、叶嘉莹师徒,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所谓的“文学教育”,重点到底在“课堂”,还是在“书斋”。

  近三十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为大众宣讲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其讲演颇有乃师之风。据其自述,无论讲诗讲词,她明显地重“性灵”而轻“学问”:“一般说来,我自己对于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我的疏懒的习性,而且也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以为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我以为就未免要死于句下了。”

  这种不写讲稿、即兴发挥的“表演”,难度很大——需要特殊的记性,方能随手拈来;需要丰富的譬喻,方能生发开去;需要生命的体悟,方能入情入理;最后,还需要自家创作的经验,方能真正领略与阐发古典诗词的妙涵。对于叶氏深入浅出、生动细致的讲演,同门史树青、刘乃和均赞叹不已。目前坊间广泛流传的各种“迦陵讲演集”,或许不入专门家的“法眼”,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引领中国人进入古典诗词的幽深境界,意义非同小可。 

  在追怀中获得方向感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

  任何文学课堂,都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构成的。教师不是面对空白的墙壁说话,学生也并非毫无反应,真实的课堂上,不管采用何种教学法,师生之间多少总有互动。但在已刊的各种回忆录中,往往只见教师忙碌的身影以及慈祥的笑容,至于学生则成了纯粹的听众。这是因为回忆录这一特殊文体,决定了学生们仰视的目光。不否认当初的课堂上,师生本就不平等,掌握“话语权”的教师,凭借讲台“高高在上”,一直处于有利位置。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获益的主要是学生。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

  讨论何为“理想的文学教育”,为什么不直接立论,而是倒着说,从后人的“追忆”入手?最直接的理由是:倘若没有没有程千帆对南京师长们诗意人生的赞叹,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学方式的描述,没有叶嘉莹为其师顾随的奔走呼吁,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课堂”。在我看来,所谓“传统”,只有当它被不断追忆与阐释时,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也才能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与文化建设。

  当然,“追忆”需要契机,何时被提起,何者被追怀,如何借题发挥,怎样刻意压抑,所有这些,都值得深究。“文学课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斓——既不像档案数字那么冰冷,也不像理论推演那么僵硬。讲述这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不管是着眼于“感恩”,还是希望提出“问题”,所有感人至深的“追忆”,其实都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再好的讲述者,也都可能“失忆”或“失真”——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各种历史资料,加以辨析与校正。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之外,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称其“关系重大”,一点都不过分。

  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在一般人眼中,罗庸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摩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的学术界或教育界对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因前辈的“追怀”而获得真切的“历史感”,同时,也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大学的所有课堂中,“文学教育”本该是最为独特、最具诗性、最有情调、最不可能整齐统一的。它可以培养一代人的审美趣味,也可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可以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也可能预示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如此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学教育”,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能在特定时空中展开,且并非当时就能收效,其得失成败有待几十年后老学生们的追忆与评判。如此说来,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借追怀、重构并阐释那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来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

  本文源自陈平原先生日前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并参照陈平原先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的第四章《“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

  评论这张
 
阅读(9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