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新学期开学的前两周，我登录网站购买打折教材。令人沮丧的是，“质的研究方法”课的教材只有新书，价格150美元，对于靠奖学金生活的我来说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字。经反复搜索，只找到同一本教材的老版本，价格为50美元，于是买下。
开学不久发现，老版本比其他同学的书“瘦”很多，许多指定的阅读及讨论的题目都没有。想到再付150美元就等于花200美元买这一门课的教材，我暗自为自己愚蠢的决定而懊恼。Atkins教授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对我说：“其实旧版的书写得不错，确实是一本好书，我很喜欢，可以作为个人藏书。”她让我把这本书转让给她，我再买一本新版。我马上买下了新版的教材。
令人印象至深的绝不仅仅是Atkins博士的“义买”之举，更为重要的是她劝说我时流露出的那份自然、恳切，她让我和所有在场的同学都感到她的买书之举纯粹是出自一个爱书之人对那本书价值的鉴赏，而非为我的开支“减负”。是Atkins教授使我懂得，让被帮助者感到有尊严才是真正的慷慨，才是师爱的最高境界。
另一位使我难忘的老师Susan，是一位主讲“对外英语教学的跨文化维度”的英语系教授。一次，课上我介绍了自己对恭维语在不同人际关系之间运用模式的观察。她把我的观察命名为“维荣的假设”，并启发同学们围绕这一语言现象提出自己的假设。在她的倡导下，全班同学采用自然观察法收集恭维语及其应答的数据，并在集体审核数据的基础上实现数据共享。一学期下来，同学们围绕恭维语提出并检验自己的假设。我以此为题完成的学期论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
接下来那个学期，我把这篇论文交给英语系正在教我的另一位教授点评，她表示这篇文章有发表的可能性。想到Susan老师对我的选题的鼓励、集体收集数据时给我们的指导与反馈，我请求她作为论文的第二作者争取发表。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向 温婉优雅的Susan老师以往日少见的严肃对我说：“论文是你独立完成的，并且已是完成之作，我绝不能占学生的便宜！”我急忙向她解释，如果没有她指导全班收集并共享数据，就没有这篇论文。然而，她依然语调坚定，一脸抵抗，仿佛我要陷她于不义之中。
我的指导老师Lorbor博士是位高大、威严甚至有点老派的美国教授。在他成为我论文指导教师之前，我的研究生助教奖学金的一部分工作是给他做助教。一次，他交给我一项常规以外的工作——做一个“教师教育的其他路径”的项目宣传栏。他把项目的简介、学员照片等材料交给了我。听说Lorbor教授是有名的完美主义者。
大约一小时后，我告诉他宣传栏已经做好了，请他过目。他仔细打量着宣传栏，连呼“太完美了，简直难以置信！”然而，第二天，当我再次见到教授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昨天忘记了，这墙报还有一点重要的疏漏。我的心突然悬了起来，于是迫不及待地追问道：“您看还有什么需要弥补和改进的？”他说“不用了，我已动手改进了。”我感到万分沮丧，因为甚至连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接着，他把一张蓝底的白色长方形打印字条小心翼翼地贴在了宣传栏的右下角，字条上写的是“墙报设计者王维荣”。我如释重负，随即心中充满感动。我从不觉得自己的名字那么重要，然而我被这位“完美主义”的教授感动了——他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老师如何传达对学生的赏识和尊重！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曾经是艰苦的，但在学习和工作中与上述提到的老师们相处却让我如含甘饴，并教我学会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老师。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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